唐三彩宝相花纹盘
莫高窟第159窟菩萨锦裙宝相花图案
作为传统纹样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花卉纹样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意蕴和形态。中国历来的花卉纹样姹紫嫣红，风姿绰约，比较常用的有牡丹纹、海棠纹、菊花纹、莲花纹、桃花纹等。在所有花卉纹样中，独有一种宝相花，以其难以被企及的圣洁典雅，成为千年来中华花卉纹饰的最高峰。
宝相花又名“宝仙花”，它并非真实存在的花卉，而是一种“理想之花”，一种集结了众多植物美好特征的想象图案，是古人创造出的一种图腾。“宝相”一词，直接来源于佛教术语，原指“佛的庄严妙相”。唐代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书中记载画家范长寿在长安寺院绘有“宝相花”壁画。这是文献中最早将“宝相花”作为具体纹样名称的记录。
从结构看，宝相花纹采用“中心对称式”，以纹样中心为视觉中心点安排纹样，圆心向外层层扩展，或以形首尾相随，向心或者离心，花瓣呈对称放射状，整个造型以十字、米字格划为四、六、八、十二偶数等份。
圆满的造型、对称的形式蕴含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，来自古人对自然世界的朴素认知，似乎象征着整个和谐圆整的宇宙世界。
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，我国纹样对于植物元素的刻画和使用是鲜少的，当时所盛行的往往是瑞兽纹和几何纹样。后世常见的莲花纹、忍冬纹、缠枝纹、卷草纹，它们的兴起无不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兴盛密切相关，而这些姿态曼妙的植物纹样也共同构成了宝相花纹。
我们都知道莲花是“佛教之花”，而宝相花最初的基底，就脱胎于莲花。魏晋南北朝的莲花纹不同于明清常见的缠枝莲纹，对莲花的描绘是以俯视的视角进行的——中心位置是圆形莲蓬，莲蓬中密布莲子，而莲瓣则呈放射状环绕莲蓬一周。发展至隋代，莲花纹渐趋复杂化，不再局限于单层莲瓣，取而代之的，是莲子数量减少、莲瓣层层叠叠的多层莲瓣的大莲花纹。正是以日益华丽、饱满、复杂的莲花纹为母体，以中心对称的方式结合忍冬、石榴、葡萄等多种植物纹饰，这些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观赏植物，经过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宝相花纹。
唐代宝相花纹的形态特征极为鲜明，造型以十字或米字结构为骨架，从中心点向四周层层伸展，形成圆形辐射状的对称构图，把盛开、半开、含苞欲放的花和蓓蕾、花叶等组合在一起，形成比自然形象的花更美、更富丽的理想之花。在花瓣形态上，出现了对勾瓣、卷云瓣等丰富多样的形式，整体呈现出饱满圆润、花叶繁盛的视觉风貌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唐代宝相花纹的文化意蕴也发生了重要转变。它原本作为佛教艺术中的神圣象征，代表圣洁、端庄与庄严，但在唐代逐渐从高贵圣洁的宗教象征转向吉祥如意的世俗寓意，承载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精神追求。
及至开元时期，宝相花纹样再次发生重大变化，那就是基底从莲花转向了牡丹。牡丹在宝相花潮流中的起势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宝相花纹样日益世俗化。较之莲花基底，牡丹基底肥短莹润，与云曲瓣广泛结合，甚至不再严格追求中心对称，而倾向于写实性，富贵、艳丽，所强调的不再是对于苦难的觉知、修行、轮回和解脱，转而投向了对世俗意义上吉祥完满的追逐，这无疑是盛唐人民精神面貌的再现。
宝相花的世俗化，还表现在其日益普遍地作为装饰纹样出现在日常器物之上，如织锦、金银器、铜镜、瓷器等，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元素。传为周昉所绘的名作《簪花仕女图》中，一位仕女便身着红底宝相花纹的诃子。沈从文在《古人的文化》中曾指出，唐代铜镜的花纹可以归纳为四类，其中第一类便是宝相花图案，足见其在唐代装饰艺术中的重要地位。
唐以后，宝相花纹并未随着时代的更迭而消亡，而是继续在各个朝代中演变和发展，但其形态和内涵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。宋代崇尚文治、社会内敛，审美趋向于淡雅、清新，宝相花纹多由折枝相组合构成侧视形式，线条简洁柔美，风格自然清新。明清两代是宝相花纹的又一个重要发展阶段，其造型多为半侧面对称，概括简洁，多以吉祥寓意为主题。在洛可可风格的侵染下，清代艺术形式逐渐走向繁缛精致，宝相花纹样多与缠枝纹样融合在一起，花卉变得纤细而复杂，失去了原本简约典雅的基调。与此同时，明清时期的宝相花纹开始与葡萄纹、桃纹、蝙蝠纹等吉祥纹样组合，传递出更为丰富的吉祥寓意，更加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。
从敦煌石窟的壁画藻井，到唐代金银器上的精美刻纹，从历代织物上的华丽图案，到瓷器上的装饰纹样，宝相花纹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，在中国装饰艺术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文/本报记者陈品
来源：北京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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